改革开放40年来，我国医疗服务能力经历了从”捉襟见肘”向”游刃有余”的跨越。南京利昂的总工程师表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医疗器械领域技术、产业、法规不断发展完善，为促我国医疗水平提升、先进诊疗资源下沉、普惠百姓民生立下汗马功劳。医疗器械行业成为发展为活跃的行业，呈现出”增长快、创新强、政策多、变化猛”的强势特征。

器械产业：从依赖进口到国产替代。

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大约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，在这逾40年的时间里发展迅猛。改革开放之初，我国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不过数百家，销售额极低，品类极少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主要生产的还是基本的医疗器械产品。2000年后，品类数目急剧增加。现在我国已能生产包括医用DR、核磁共振检查仪、医用直线加速器治疗系统、心脏起搏器、人工关节等超过43个大类、300多个小类、数万个品规的医疗器械产品。

国产医疗器械品类基本上能覆盖所有临床所需。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取得这样的辉煌成绩，真可谓巨变。尤其是近20年来，我国医疗器械产业保持着百分之20左右的年复合增长率，即使是在近几年国家经济转方式、调结构的宏观经济大背景下，仍能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，保持百分之15左右的年增长率，远远高于全球医疗器械行业近年平均增长水平。

资料显示，截至2017年11月30日，我国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已达16124家。一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6096家；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9340家；能生产三类医疗器械的生产企业2189家。2017年，我国医疗器械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5200亿元。

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使得众多民营资本注入市场，为产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。国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先后改制，民营企业应运而生，南京利昂医疗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崛起。
法规政策：从跟踪关注到部分。

改革开放40年，中国医疗器械产业能如此惊人的发展，离不开制度的保障。毫无疑问，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属2000年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的颁布实施。
2000年4月1日《条例》实施，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自此驶入法治化轨道。

利昂医疗的总工程师觉得对于医疗行业而言，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，社会资源无法自然地达到优配置，即存在较为典型的“市场失灵”问题；此外，起点平等或基本能力平等意义上的社会正义，也不可能全然凭借市场机制加以实现。这就产生了政府干预——甚至政府通过公立机构进行直接控制的社会需要。

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或考虑，或许还“添加”了一些对于西方发达社会的所谓观察与体验，某些学者便心安理得地提出了医疗行业要由“政府主导”的理论逻辑和政策主张。本文并不打算就这种逻辑和主张展开直接的批评与否定，因为仅就“政府主导”确切含义的界定与厘清，很可能陷入无休止的“扯皮”之中。至于它的提出是否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或左右，只能猜测而无法认定，当然也无须猜测和认定。由于医疗服务在本质上属于私人物品，以及政府介入（公立机构）的正当性具有较为明确的范围与边界，即使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，仍然需要以市场机制作为基础。

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（或作用）在此可以简要地表述为：由于医疗服务具有排他性、竞争性和可分性，任何个人或机构——在一定的“技术”保证下，均有竞争性地提供这种私人物品的合法权利。显然，竞争权利的充分保障以及（由此）竞争格局的普遍形成，构成市场机制基础性地位的核心内涵与指征。

提供医疗服务的私立机构不排斥以盈利为目标；这些机构既可作为要素投入的买方而展开竞争，又可作为产品或服务的卖方而展开竞争（包括价格竞争、质量竞争等）；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的机构之间自由流动；不存在歧视性地阻碍生产要素或机构进入医疗行业的制度性壁垒；允许并保障自由契约基础上各种行业性协会的合法存在。

在一定的法律制度约束下，公众可以自由获得物品或自由获取利益，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。如同竞争性地提供彩电、冰箱等产品或者理发、美容等服务，任何个人或机构——在一定的“技术”保证下，照样可以竞争性地提供医疗服务。

众所周知，医生之间的“水平”有高低之分，医生的诊治活动也有一定的风险。这样，由权威医生所组成的特定的医师协会，针对同行医生水平的评价（如职称评定）以及医疗意外性质的裁定（如疾病的严重性、医疗差错、医疗事故等），则构成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。当然，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，这些医师协会不受医疗行政部门之掌控。

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之间存在着分工与协作。

就像是DR厂家之类的医疗行业间，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，总会自然形成有利于消除这一问题的制度安排。而且，只有通过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，医患之间的负面效应才可得以实质性地克服与消除。

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这一系统工程中，财政和医疗改革的关系相辅相成。中国的财政改革一直在进行，主要是在财税的征收体系方面。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，由下至上的收纳体系进一步完善。利昂医疗的总工程师建议在支出方面仍需改善，主要体现在财政支出方面的一些制度和程序仍不健全，部分财政消费的透明度不高。

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，财政的公共职能未能充分发挥。并且一些地方财力严重依赖上级政府，并且上级拨款不确定性大。而目前的转移支付又主要是按照各地区上缴金额的比例返还，并没有很好地照顾到经济不发达地区。

又有人说如果“全民医保”只解决群众看小病的问题，这样国家就可以负担得起。但问题是，小病本来大部分民众都负担得起，困扰民众的就是“大病”问题。如果医改不根本解决民众看大病的问题，那么这样的医改就只是“蜻蜓点水”。

那么，医改应该如何改？医改应该对不同收入的人“区别对待”。对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人，应该鼓励甚至强迫其购买商业医疗保险。而对于收入低于这一水平的人，则政府为其提供免费医疗服务。

对低收入人士的医疗支出，就应该来源于上级财政的财政转移。一般来说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，低收入的人一般较多，因此有资格获取国家免费医疗服务的人数也会相对较多。这样一来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获取财政转移支付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落后地区医疗的扶持，普及医用DR、气腹机等设备，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。由此，财政支付转移不光能解决低收入者的医疗问题，也能相应缓解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。

建立一套规范的财政向地方医疗转移支付制度，可谓是好处多多。一方面合理地增加了地方的福利，另一方面明确、规范并简化了财政的支出程序，也会减少一些寻租空间。

一般认为，政府更适合担当“监护人”的角色。一旦财政的支出制度程序化和规范化之后，上级财政的主要职能就从“如何花钱”转变成了“如何确保钱花到实处”。